“三岁”
我当然是贵州人，也当然是布依族，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想当然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知。“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确定的”——这一直都是我年幼时信为教条的理念，到现在看来恐怕有些出入，但毕竟无伤大雅，我确定我的籍贯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营盘村对门寨，我和我的祖辈们都是生活在那里的布依族。
我的爷爷是1947年生人，他三岁的时候正值家乡解放完毕，家中仓禀充实，称得上是衣食无忧，可以说，爷爷的前三岁过得是十分幸福的。但是，解放初期的农村恐怕很难与“衣食无忧”这样奢侈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爷爷也毫不例外，在他三岁那年家中便发生了一些变故，生活不再像以前那般殷实，主食只有少量的米糠和糙米，外加屋后“白虎山”中挖来的野菜，便构成了平日的一餐。不过，所谓的“家中变故”在某种可能上并不只是爷爷家在遭受，当年村里的河水大泛滥，整个村几乎都没什么收成。由于洪泛时常发生，当地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了一套应对的措施，主要就是由政府给乡村治理官发放救济粮，再由治理官员进一步分配到每家每户。这里的“乡村治理官”在民国时期叫“保长”，解放后对应的也就是“村长”，不得不说的是，我的曾祖父（爷爷的父亲）就是村里的村长，但是那个时期家中还是发生了一些变故，使得原本富足的曾祖父一贫如洗。不过，即便家里遇到很大困难，曾祖父还是努力地维持着家中的生计，将四个孩子拉扯长大。令人诧异的是，比起平日里的温饱，曾祖父投入了更多成本在子女的教育上，爷爷八岁那年就得到了去镇里面上中心小学的机会——要知道，在小学教育刚刚普及的年代，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对教育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绝大多数的男孩都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常常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做农活。爷爷很幸运地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尽管每天从家去到镇里都要翻越两座大山，步行好几个小时，但爷爷最终还是得以完成了小学的学业，一跃成为村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如果爷爷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当然可以进入中学，最终成为走出深山的大学生——我确信是这样的。
如果说爷爷的三岁有跨时代的意义的话，他的父亲刚出生就是新时代的来临——我的曾祖父出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贵州即宣布独立，但对于底层的农村社会来说，正处于鲁迅笔下的徘徊时期。幸运的是，曾祖父也一样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很小的年龄便开始进入镇里的私塾读书。私塾的老师是一位当地人非常敬重的先生，村里许多老人至今仍流传着他的形象——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年中过科举，成为当地唯二的老师，据说，老先生还精通布依族古文字，曾祖父也得以学习了一门后世称之为冷门绝学的文字。自此看来，曾祖父的童年也充满了某种“新时代”的希望气息，我当然也确信，如果曾祖父保持这样的学习，解放后一定是新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一定可以获得更加公平甚至更加优渥的条件。
但也是在曾祖父童年时期，他的父亲弃养了，主人去世，许多来到家中帮忙做活的农工也相继离去。母亲承担起了家中所有繁杂的农活，哥哥姐姐们也辍学回家补助。曾祖父的母亲凭借坚毅与勇敢支撑着曾祖父念完了私塾，甚至还想进一步把曾祖父送到学堂里学习，但他不忍母亲过度地操劳，还是选择了辍学回到家中，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农民。
不过，说曾祖父是农民恐怕不太恰当；说他是地主则有失公允。曾祖父成年后继承了家产，据说当时家里“连田阡陌”，我们一家的土地几乎就是全村的三分之一。但曾祖父是一名学者，他并没有许多“躬耕”的机会，家中的农活都是雇村里的佃户和长工来做的。不是每一个“地主”都像文学作品里那般毫无人性，群体的形象是被历史书写者强加的，但个人的身份一定是属于自己的。曾祖父不是文字里面的那个群体，他仅仅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这位“地主”给予了佃户极为优渥的待遇，据家中的老人回忆道：“祖祖（曾祖父）那年森嘞好多工人都跑起来屋头做活路噢，祖祖说了，所有做活路的人都给饭吃，而且祖祖和他们吃嘞都是一样的嘞！你以为他就好过？除了包吃又还要给钱，你家老祖又是个书生，看那些工人大老远跑起来，舍不得他们了嘛！”据说，当时有个外乡人翻山来到曾祖父家里做长工，那个人是苗族，他说的话大家都听不懂，曾祖父想到异乡人大老远过来做工，一定是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于是送了他两袋猪肉和一只鸡，让他赶紧回家去照顾家人，那位“异乡人”当场就跪了下来，把仅有的一个银镯子送给曾祖父，便翻山回去了。当时的村里人都说曾祖父是个傻地主，一个老苗用破镯子就能换这么多肉，怎么想都不划算。我并不想通过这些故事说曾祖父就是什么大善人，在群体身份的标签外，“他”只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个体，仅仅确认这一点就非常足够了。
民国三十二年（一说是三十三年），年纪轻轻的曾祖父就当上了保长，地方政府之所以选择年轻的他，大概是因为他家境殷实、知书达理、受民爱戴的原因。《红色长顺》一书中有专门对曾祖父事迹的记载：
那次三十夜暗杀张继华的行动，谢玉德也是参加的。谢玉德虽然不是正式的游击队员，但经常参加活动，而且很积极主动。张继华在地方上采取的离间计很多，谢玉鑫和谢玉德之间就是其中一件案例。谢玉鑫和谢玉德是营盘对门寨人，一直以来是关系很好的堂弟兄。谢玉鑫是联保主任，兼营盘小学教员，有学问，讲话通情达理，但不太听张继华的指使，因而，在寨邻很受人尊敬；谢玉德是个粗人，且敢于冲在前，张继华等人恨透了他。张继华故意放出假信息，说谢玉鑫作为联保主任，管不住谢玉德，谢玉鑫心里早就有杀掉谢玉德的想法了。如此等等，说得有板有眼。谢玉德哪里听得这话？之前谢玉鑫每天放学回家，多半要经过谢玉德的房屋前，当学校放学的时候，谢玉德有空便蹲坐在自家的楼上，用枪从窗口瞄准放学回来的谢玉鑫，但他始终未抠动板机。这或许是出于弟兄情深而不忍开枪？也或许是他粗中有细、怀疑起张继华有鬼计？这些猜测是否正确，只有当时的谢玉德才明白。
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大直人谢玉德觉得实在包不住心里想要发泄的话了，就直接找上谢玉鑫的门，大声武气地要问个究竟。谢玉鑫感到十分委屈，尽力解释。
后来，谢玉鑫发觉这是张继华的离间计。为了表白自己，解开两弟兄的心结，以及让世人了解真相；同时，相对而言，谢玉鑫家的生活稍好一些，团结寨人、请大家吃顿饭也是他早有的心愿，于是，他买来了一头大肥猪，请全寨子的人吃了顿饭，把事情说明。这样，两兄弟才和好如初，谢玉鑫也在对门寨赢得了联保主任的威望。
据老人们回忆说，那时候的营盘村保长几乎是无为而治，尽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进行过大规模的征兵和征粮，保长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上级交代说各个寨子民族成分不同，情况十分复杂从而“瞒天过海”。因此，虽然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还是得以保存了下来。曾祖父在职期间，村里河水泛滥，他亲自率民抢险救灾，疏通河道，分流洪水，挽救了大半个村的庄稼。对于那些农田全被淹没的农户，曾祖父广发救济粮，粮食不够就垫上自己家的——这不管在以往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极为罕见的做法。我的曾祖父不是小说里的圣人，他只是做了一些朴实的事，而这些事情之所以被老人们铭记得这么深刻也与当时家人因此挨饿脱不了干系。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下令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严厉打击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任何行动。贵州偏处西南一隅，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大批逃亡的共产党提供了藏身之处，对此，《中国共产党长顺县历史》档案有载：
1947年底到1948年初，安紫长边区领导小组在安顺城北小学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会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1948年春季举行大暴动。吴学礼参加了这次会议。2月初，领导小组又在麒麟屯召开扩大会议。会上，详细地研究了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誓词、誓言。会议之后，吴学礼回到营盘，立即召集营盘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传达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分析形势，筹划斗争。经研究决定，游击队当时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国民党摆所指导区指导员张继华、县保警大队长郭学仪。同时，抓紧筹集枪支弹药，加强武装力量，以便春季配合邻县举行武装大暴动。
然而，正当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在积极进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2月下旬，由于贵阳青年中学学生梁壁、赵国华在贵阳被捕后叛变，致使春季暴动计划泄密。3月1日开始，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派出军、警、宪、特，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安紫长边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党员和骨干力量相继被捕。这就是震惊贵州的“三·一事件”。
据村里老人回忆说：“那个时候隔一阵子就有外地人来寨子头，讲嘞话都有点听不懂，说他们是来教书嘞，又说他们是来卖苞谷嘞。当时那身打扮一看就是来讨饭的人，怕不是哪样屁嘞老师罢！”所谓“外地人”就是逃亡而来的共产党，据说陆陆续续有十来个共产党逃到我们村子里，因为衣衫褴褛，村民们以为是集体来乞讨的人，竟然把他们集体押到保长那去了，逃亡的共产党人只好隐瞒自己的身份，说是外地来教书和做生意的。但曾祖父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他们肯定是遭追捕而逃亡的共产党，在那个年代，百姓家里私藏共产党革命分子是死罪，更不要说像曾祖父这样地位的人了。可是曾祖父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不忍心把人交上去，只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私藏了几人在家中做工，为了掩人耳目，还把村里的破茅房修成了一个小私塾，让他们真的变成了“来教书的人”。
现在想想，曾祖父确实不懂政治理论，也不可能是什么“天然的革命家”，他收留革命人士完全凭借的是个人最基本的人道同情，而不是像那份文件里写的那般“具有革命觉悟”，我更喜欢那个作为“个体”的曾祖父——尽管我们家在那个时候确实需要像“群体”一样两次“平反”。
曾祖父谢玉鑫之遗像，像上刻有老人68岁写的诗：“时光虚度许多年，心志未酬耐苦艰。漫嗟憶撮六八影，留与后人作遗观。”
“画家”
1951年，爷爷四岁，记事尚不太清楚，印象中只有门前花园里的茂密植被，以及经常不在家的父亲。听母亲说，父亲以前是管整个村的官，全村的村民们都仰仗父亲，虽然他才四十岁，但伯伯们都亲切地叫他“老保长”，村里处处是一片祥和宁静。自记事开始，家里面一直有好几位伯伯在帮忙做农活，据母亲说，我们家负责给钱和粮食，家里的田都是由伯伯们帮我们耕种的，到了晚上，他们还会和我们一起吃饭，爷爷也曾把其中的一位大伯认成了父亲，总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相处。也正是在爷爷几乎不记得什么事情的时候，在家里帮忙的人都突然蒸发了，母亲对他解释说最近“风声不好”，他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风声”，但听说过风，“风声不好”应该就是风变大了，但是风变大了为什么还要把花园里的树木统统砍倒呢？最让爷爷感到明显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每天在家的时间都很短，经常天还没亮就急急忙忙地出去，他问母亲父亲每天都去干什么，母亲说是“开大会”，爷爷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开大会，但感觉自己可能见过这样的场景：每天从早到晚村里晒苞谷的大场坝都聚满了人，好多伯伯都会搬条小板凳排排坐着，也有些家里没凳子的就席地而坐。场坝的顶头处是一个高一点的平台，上面摆有桌子和大长凳，坐上面的人成天都扯着嗓子喊些什么，看上去像是当官的——当然他没有机会仔细看是什么样的人，不过他确信他的父亲肯定也坐在高高的长椅上面。
自从上小学以来，画画便成为爷爷最痴迷的事情，每天走路去学校要一个多小时，手里却一直闲不下来，随时拿着纸和笔，边走边画，见到什么就画什么。去镇里面上课需要翻过“白虎山”，这是村里面最高的一座山，他最喜欢在山腰俯瞰整个对门寨，夕阳透过葱葱的树叶洒到清水河上，便可以坐在山坡画到天完全黑尽。有一次放学回家，爷爷又来到白虎山的山坡画画，一画起来忘了时间，不知觉中突然下起大雨，这才拔腿跑回家。回到家时，全身早已湿透，立马咳嗽不止。曾祖父非常严厉地教训了他，说如果不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就会落到他今天这般悲惨不公的境地，天天只会画画什么出路都没有，还不如马上辍学回家种地。那天唯一没有被淋湿的是尚未完成的画作，曾祖父毫不留情地把他的画撕成了两半，自此之后，爷爷再也不敢让在父亲面前提及画画的事情。当然啦，那个时候的爷爷完全做不到放弃画画，于是就偷偷摸摸地画。由于之前经常在白虎山上画画，现在担心被父亲发现，只好躲在家里的阁楼画，但是没有了景色，能画什么呢？于是乎，爷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画人像的：愤懑而郁郁的父亲、劳累的母亲、家里勤恳工作的兄弟都是画作的内容。爷爷最爱画的是他的父亲，倒不是因为真的有多爱他，而是觉得没有听父亲的话，悄悄画画有一种愧疚的负罪感。几年下来，爷爷画了许多父亲的画像，有他在门口抽着烟斗郁郁寡欢的，有他在家里喝着茶叶半眯着眼的……总之，爷爷画的最多的就是父亲，这些画都藏在家里的阁楼，只有自己有机会看看。
但是能够像这样画画已经是小学六年级了，距离家中那次变故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父亲也明明得以复职，可为什么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郁郁，爷爷实在想不通。1951年的爷爷尚不能理解父亲“开大会”是什么意思，以后才知道“大会”也有不同，最早开的是宣传会，后来开的叫批斗会，最后还有什么“保证大会”。解放初期，宣传大会不定期召开，往往是上面有通知了就立马召集大家开会，开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斗地主、打土匪、分田地”。干部们排排坐在最高的长椅上，扯着嗓子反复喊：“进白虎山、青龙山打土匪”“斗地主来分地给每家每户”“小资财产全部充公”等等。寨子里面的农民听着懵懵懂懂，说是晓得了，好像政府要给大家分田；说是不晓得，啥叫地主嘞？啥又叫小资大资嘞？什么阶级啊斗争啊革命啊，伯伯们都说当时听不懂，再加上干部都是城镇里来的，又不说方言，大家都是只顾得上点头。
爷爷的父亲就是全村最主要的批斗对象。当他被解放军押上来的时候，台下全部沸腾了，村民们完全不理解他犯了什么罪，村里很久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了，估计连狗也来看热闹。干部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让现场安静下来，开始向大家解释。曾祖父除了没当土匪，其他的全部都“当”了一遍：地主——这自然不必说；小资——家里粮食丰富，“囤积金银首饰”；反革命——在国民政府手下当官。干部们说，这样的人就是最典型的人民公敌，每天在家不劳而获，剥削村里百姓，是要严厉斗争的对象。前面说的所有东西村民们都不太懂，最后说到要把保长“财产全部归公，打入大牢”的时候，大家听懂了，群情激奋的村民不由分说地对着台上乱打乱砸。据传言，为了维护秩序，那天对门寨村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了枪声。场坝恢复安静后，台上的干部开始向村民们问起情况，说是鼓励大家检举告发，说出实情。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但他们说的完全不是“检举”，而是在为曾祖父开脱。
“我在他家做了七年活路，你们管叫他做哪样地主罢，人家从来没得欺负我们，吃嘞穿嘞都是一样，还开我工钱，我还靠这点工钱养家头嘞老母，你们讲老保长犯得哪样罪啊？”
“他嘞，弄过年轻的书生罢，平时对哪家哪户不是客气完嘞，叫花子去讨饭他都舍得给，你们捉个老实人是为哪样啊？”
…………
当年的干部们一看这形势也不敢对曾祖父动什么手脚，但是他终归是反动的国民政府官员，是必须要革除的封建大地主，于是被带到了镇里面的政府，进行严格“审查”。镇里面的“书记”听说了乡亲们辩护的内容，亲自参与对曾祖父的审查，他告诉曾祖父，即使村民们说的内容全都属实，经委员会实地审核，家中囤积了大量的金银饰品，曾祖父“资本家”的成分仍然十分严重。因此，“书记”善意地劝告曾祖父“真诚坦白”、“主动上缴全部非法获得的私产”，“只要态度良好，我们会慎重考虑减轻你的成分”。曾祖父一直是个老实的农民学者，他没有犹豫，把家里的田地、财产全部充公了，也把象征着地主“庄园”的门前花园给裁掉了。至于囤积的金银饰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正是那位苗族“异乡人”的孩子后来重返对门寨，说是要找曾祖父报恩，硬是送了一大包猪肉，然后不等吃饭就火急火燎地离开，没错，猪骨头包裹的就是那六串金银链子，我也第一次感到“戏剧性”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曾祖父把它们从箱子里取出来，和那年收到的银镯子一起，交给了政府。当然了，曾祖母还是出于私心将她自己的一串项链、一个镯子藏到了屋顶的瓦片下，幸亏后来“实地审查”时没有被发现，不然父亲肯定又难以“平反”了。
经历了实际的“劳动实践教育”和“思想检讨”后，曾祖父第一次“平反”算是成功了，我们家的第一次变故也就结束了。爷爷后来经常凭自己的印象画那段时间的曾祖父——劳改后的颓废、止不住的白发等等都出现在爷爷后来的画里面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们村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的干部们根本无从管理，甚至还需要“翻译”来应对听不懂的方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深刻思想改造”的曾祖父，轻松度过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居然在1957年入了党，“书记”很快“推荐”任命他为营盘村村长。于是，在乡村管理捉襟见肘的时期，曾祖父从保长变成了村长，从封建大地主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党员干部。现在看来，这赋予了他多么翻天覆地的身份转变啊！可是只有那时候的爷爷知道，除了对他更严厉以外，那个人没有任何变化——还是爷爷的父亲，还是我的曾祖父——没有任何变化。
1964年，爷爷上了初一，学习成绩明显下滑，曾祖父当然知道爷爷还在偷偷画画，于是好几次教育爷爷：“你现在管是画，将来读不出去，谢家一辈子都在山旮旯里面种田。你看你老爹我，读得点书没机会走出去，遇到那年森，家都遭抄了，饭都吃不饱。那时候你还小罢，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以后当个画画嘞，还要再遭欺负！”虽然经常遭到曾祖父的教训，但爷爷仍然停不了他的“手里活”，后来，曾祖父只能无奈地叹言：“我们谢家要出个画家咯！”
爷爷年轻时的自画像，后来在洪水中“抢救”来的少数画作之一
“浮世”
“浮世”一词指的是人世间沉浮不定的状态；“浮世绘”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主要以木板画的形式出现，题材多表达市民阶层变幻莫测的生活。我的爷爷就是一名“浮世画家”，但不同于日本的传统艺术家，他只是一名生活在浮世里的“画家”罢了。
1966年，家中的第二次变故如期到来，“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就连我们寨子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丝毫不例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那可怜的曾祖父又成为了全村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与十多年前的场景一模一样：还是是同样的场坝，还是全村的批斗大会，还是红旗漫天招摇。有变化之处在于，这次村民们鸦雀无声了，农民们逐渐理解了一切，开始拥有“政治觉悟”，变得“政治成熟”起来。“书记”在台上大概这样宣布批斗曾祖父的理由：“虽然已经经过深刻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但是其封建地主的成分不可能根本改变……所谓的‘村民作证’，只是他先前为了逃避改造而采取的欺骗手段。经党支部讨论决定，必须重新对其成分考察，决不能放掉人民的公敌。”会场全体鼓掌表示赞同，曾祖父一边继续接受劳改，一边继续接受审查。由于曾祖父在十多年前的“实地审查”中就已经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尽数充公了，这次自然也没有审查出什么非法财产，但是阁楼里面的那一堆画作却以这样的方式公之于世了，谁都没有想到，爷爷那单纯爱好产生的影响贯穿了半个世纪，成为我为之叹息扼腕的灵感起源。
那年爷爷还在读初三，正在为中考做准备。在某个下午，老师突然通知爷爷赶快回家一趟，说是家里出了点事情。在那个时代，被通知回家其实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更多时候都是家里的农忙缺人手所导致，可能回家的路上爷爷还像往常一样，在白虎山腰停留着欣赏日落清水河的美景，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就这一回，他再也没能去过学校。
家中挤满了镇里面来的干部，爷爷回到家时，看见自己藏在阁楼里的画被悉数翻出，整整齐齐地一张张排在地上，一旁的曾祖父面色铁青。爷爷知道，自己悄悄画这么多的画被发现，父亲肯定因此大发雷霆地找他回家，不准备让他读书了。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没想到是“书记”先开口询问爷爷。
“嗯……”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书记”提高嗓门，但爷爷早有心理准备。
“我没有好好读书，天天画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是说你知道自己干的事情性质有多么严重吗？”“书记”已经十分恼火，爷爷被这话问得完全迷惑住了，只感觉好像不是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而遭骂的，他抬头看看曾祖父，但后者却一言不发。
“你们寨子里的其他农民，字都不识一个，家家都知道挂红旗、挂毛主席的画像、放毛主席的语录。你们呢？全寨子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家里面既找不到红旗，也找不到毛主席的画像，只有你画的这么多地主人像、地主生活，你这就是怀念大地主的腐朽生活，就是不拥护主席，你们家不是反革命的地主、不是右派的笔腿子，还能是什么？这种性质，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改正！”
爷爷瞠目结舌，看着地上的一张张画，有曾祖父在花园里栽花的，有他在庭院里抽烟斗的，有他在家里喝茶的等等，总之画的大多是过去家里生活的场景和曾祖父的形象。而至于毛主席，爷爷从没见过，自然是一张也没有画。
已经被砍倒的花园，地上的画，周围的红色和人群，没有盛大和激动的场景，沉默、沉默和只有沉默，爷爷和曾祖父一同被带去了镇里劳改和思改。老茧、白发、笑——经过改造后只留下了这些东西。
“你画的东西，全部是家里过去奢侈的小资生活，看来前几年你的父亲并没有吸取教训，还在怀念纸醉金迷的地主生活，妄图走回老路。”花园、茶叶、大烟斗——在镇里，“书记”指着一大沓没收来的画说道。
“我没有怀念，我还小，我不懂事，我只会画这些。”面对着毛主席画像，爷爷反复这样回答。
很明显，这是曾祖父让爷爷这样回答的。爷爷当然在撒谎，他无比怀念过去的“地主生活”，那个时候的曾祖父是慈祥、开明、宽厚的，而现在的父亲却压抑、缄默、严厉。爷爷不喜欢曾祖父的改变，让年少的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当然，他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父亲比他更加感到窒息。
理所当然，爷爷和他的父亲一同接受了劳动改造，他们被分配到一项建筑项目里——给村里修建一所小学。十分讽刺的是，数年前为了掩护共产党，曾祖父就把村里的破茅屋改成私塾过；更有戏剧性的是，“老师们”来了。
在劳改数月后，小学将要建成，县里面来了一批“老师”视察，其中有两位正是当年在村里私塾教过学生的共产党人。正是在小学的工地上，他们与推着独轮车的曾祖父重逢——烈日、水泥、汗水，世界在那个瞬间又开始沉浮起来……
回去读书学校已经不可能了，高中自然也是考不上了。爷爷觉得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自己，如果听了父亲的话把心思全部放在读书上面，就不会连累父亲，也不会连累自己。
被退学后，爷爷在家帮忙做农活，成了一名彻彻底底的农民，但是画画的“手艺活”也得以继续了，曾祖父再也没有说过他什么。爷爷还是喜欢画画，画那两位热心的叔叔，画年迈的父亲，画空空如也的阁楼，画他自己。值得一提的是，爷爷还尝试过画毛主席，但是毕竟没有见过，实在画不好，最终放弃了。慢慢地，爷爷出了点小名，从村里到镇里，许多人都来找他帮他们画一些画像，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大家十分喜爱爷爷的画，每次给大家画完画，他们都会说：“我们营盘也出了个画家咯！”除了画画以外，后来爷爷还学习了纂刻和书法，后来已经可以刻出带有家人名字的印章了，但是书法写得一般，那份保证信便是爷爷临摹的第一份作品，至今还对它的许多内容历历在目：
“谢玉鑫同志是我们党忠实可靠的党员，在解放以前，由于其政治不成熟，无意识地为反动政府效力，成为对门寨的大地主资产阶级。1951年，谢玉鑫同志接受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接受了充分的改造和审查后，将其非法财产全部充公，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诺改过自新。由于其认错态度良好，成分清洗彻底，人民群众满意，党支部经指示后决定不再追咎，只作为重点观察对象。1957年，谢玉鑫同志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认为，谢玉鑫富有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经验，且受到人民群众爱戴，故允许其加入我党，并任命其为营盘村村长协助地方管理。1966年，由于其子谢永松画作中有政治污名内容，宣扬地主阶级腐朽剥削，性质严重，故开除其党籍，进行劳动改造……”
“经过再审查，我们认为，对谢玉鑫同志的处分可能存在某些误解之处。首先，谢玉鑫同志是一位天然的革命志士，具有潜在的革命觉悟，他并没有为反动政府服务，而是在暗中收留和救济我们早期的地下党员，保护了我党的革命干部。对于这样一位忠诚的革命人士，将他认为是反革命右派，是不妥的；其次，谢玉鑫同志已经接收两次改造，其原先的地主成分可以被认定为彻底消灭；最后，谢玉鑫之子没有刻意怀念腐朽的生活，其所作所为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改造和反省……因此，本支部建议停止对谢玉鑫父子的改造和审查，并恢复谢玉鑫同志的党籍。”
后来，曾祖父被聘为长顺县民族高中的古文老师，教一些简单的古布依语，他的故事也随着布依语一同成为了“冷门绝学”。我们家的第二次变故结束了。
自我
奶奶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罢，后来我跟你爷爷成家，就有了你爹他们几个，你爷爷对你爹他们的教育非常严，比你家祖祖严得多得多，只要不好好读书就要遭你爷爷一顿打。大概是觉得对不起祖祖罢？反正你家爷爷从来都是最凶的那个。”
父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然，他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中考以县状元的身份跳出了农村，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所以我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我的父亲几乎因循了他的父亲，从小就对我严加管理，对我“走向更公平的世界”抱有极其深厚的执念。如今我走出那个被称为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地方，来到了一个“更加公平”的城市，曾祖父的夙愿历经三代人终于实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或许感到欣慰，但我感受到的却是“围城”。
曾祖父第二次“平反”后，开始安安静静地教书。村里的清水河在那个时候肆意泛滥了很多次，严重的时候几乎整个村都被洪水洗劫，田宅七零八落，牲畜无一幸免，营盘村也随之闹了饥荒。当时家里的老房子也难免于难，爷爷画的画、写的书法、刻的纂，全部被洪水席卷而走了。老人家已经去世，我无法得知那个时候他的心境如何，但我猜测他肯定不会觉得悲哀，最多有点破碎，但更多的恐怕是无奈。这就是我的爷爷，我们家里唯一的“画家”，那些他一生所热爱的，那个他最真实身份，似乎也要被剥夺了。重建家园后，爷爷暂时失去了画画的激情，似乎他的身份永远是那么的“不合时宜”。高考刚恢复两年，他便开始自学，希望通过高考弥补某种缺憾与失落。当然青春不再的他自然等来的是无奈的落榜，浮世一生，何必回响。
爷爷为我的父亲雕刻的印章，印章用篆体写着：“谢超凡”
“时光虚度许多年，心志未酬耐苦艰。漫嗟憶撮六八影，留与后人作遗观。”1979年，是爷爷高考落榜的那年，曾祖父在自己六十八岁的照片上写下了这首诗。终其一生，恐怕非“苦”非“艰”，而是“漫”，肉体未逝，精神只作遗观了。
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便将我送去学画画，可惜我完全没有爷爷的艺术天赋与努力，学了一年还是一塌糊涂，很快便放弃了画画的想法；从爷爷开始，作为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的布依语已经成为冷门绝学而亡轶，一个民族的语言成为了国家重点“抢救”的文化遗产。作为“少数民族”，我们家族的习俗早已与汉族别无二异，“我”和“我们”就这样存在着……
“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不知何时起流行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我觉得说得未免有些矫揉造作、老气横秋了，我并不喜欢无病呻吟，就连我的曾祖父和爷爷也从来没有无病呻吟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布依族，也无论你来自营盘村亦或上海市——我们通常表达的应该是无奈接受，而不是呐喊。如果您今天来到对门寨，问起谢永松的名字，当地的老人肯定还会告诉你他是个不错的画家，尽管这是他一生都在为之挣扎的身份，但是您看，哪有什么“大山”之类的沉重呢？应当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尘埃悬浮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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